埃及的权位，已经传到了第五代君主伊斯梅尔手里，在阿里时代，埃及就已经走上了辉煌的顶峰，不但统治者包括阿拉柏半岛在内的广大阿拉柏地区，而且从奥斯曼帝国手里抢走了哈里发的头衔，致力于重建阿拉柏帝国的辉煌。
但在阿里之后就持续下滑，阿里时代打造的官办工业体系，通过榨取农民维持工业生产，在阿里时代后期基本上就破产了。在其他工业国，主要是欧洲工业国商品的冲击之下，埃及根本不可能诞生出本国的工业。官办工业的低效率，连本国人都不乐意使用官办产品。到了第二代君主，基本上就关闭了这里官办工厂，只留下了兵工厂、造船厂等少数战略工业，棉纺织厂、被服厂之类的工厂，不是关闭，就是变卖。
中国虽然控制着苏伊士运河，可事实上在埃及的投资并不多，商品输入也不多，因为这里距离欧洲实在是太近了，法国为什么在叙利亚能形成资本优势，就是因为法国距离这里只隔着一个地中海，而从中国到埃及，要经过比地中海更大的南海，接着是印度洋，然后是红海，如此漫长的海运距离，导致中国商品在这里不占优势。
因此官办工业破产之后，埃及的工业一致很难发展起来，除了少量纺纱厂之类的初级加工业之外，埃及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以出口尼罗河三角洲的农产品维持。
幸好中国管理的苏伊士运河效益日益提高，每年能带来上千万英镑利润，根据协议，埃及政府可以分得五百万英镑。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对于埃及这种农业国来说，基本上是他收入的一半以上。
管理运河的欧洲公司，在埃及也就享有了特殊地位。
但埃及依然无法摆脱欧洲的渗透和影响，法国投资叙利亚等中东沿海地区，英国直接投资埃及本土，法国垄断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铁路，英国则垄断了苏伊士运河以西的铁路，英国还从埃及渗透到了非洲内陆，在苏丹地区开发矿产，垄断了几座铜矿；法国则在叙利亚开发钾盐。
由于英法的渗透，以及埃及尽管依靠欧洲公司，但其实对苏伊士运河也是虎视眈眈，做梦都想收回来，因此他们其实也有意促成欧洲势力在埃及跟中国势力相互平衡。
结果到了第五代埃及统治者手里，他的思想十分西化，十分亲近欧洲，公开宣称“我的国家不会再在非洲长存，我们已经是欧洲的一部分。我们得放弃以前的做法，并采纳适应社会状况的新制度。”
之所以亲欧洲，一方面是伊斯梅尔家族本身就是阿尔巴尼亚人，是无可争议的欧洲人，另一方面他是在巴黎接受的系统教育，所以对法国大革命那些观念是相当崇尚的，法国一场大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影响力远超他们的国力，别说埃及了，就是中国，也有大批受到大革命精神感染的精英，这还是在中国国力强势的情况下，埃及国力的虚弱，让埃及人不可能有什么文化自信。
所以伊斯梅尔上台之后，做了大量改革，改造了关税、邮政制度，鼓励商业，建立制糖工业。大规模兴建公共工程，在首都开罗西端模仿巴黎建造一座城市，改良亚历山大港，大肆兴建铁路工程，埃及和苏丹从原本没有一条铁路的状态，发展成非洲铁路最密集的地区。
以一个农业国进行如此规模的建设，是十分吃力的，靠埃及的财政根本无法支撑，所以埃及的外债规模很大，外资规模也很大。可以说这些建设，就是建立在高负债和外资的基础上的。
外资是一个好东西，但如果作为本国资本的补充，是很好的，可以带来新技术，新的管理方式和思想，可如果外资成为统治级资本，那就大大不利了，会造成大量利润外流，本国沦为殖民地经济，持续失血。小国自不用说，连俄国这样的大国，在19世纪末期，在大量外部投资下，经济飞速发展，可经济危机爆发后，外资大量抽离，导致俄国爆发了革命。
伊斯梅尔现在已经执政了十年之久，他所能进行的改革基本都进行了，甚至建立了埃及议会。
可距离他理想的状态，相距甚远，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导致了各种问题。大量的外债和外资，已经严重压制了埃及本国资本的积累。
但想要改变，已经为时已晚，因为伊斯梅尔发现，埃及根本无力抵抗。欠了英法和中国三亿多英镑债务，欧洲公司的债务有运河收入担保，英法的债务，却只能不断的将矿产等资源抵押出去，甚至连海关现在都被英法和欧洲公司控制。
由于已经无法从运河收入中直接得到财政收入，所得都被用来偿还债务，关税也基本上被三国拿走，这让伊斯梅尔即排斥欧洲公司，又排斥英法，经济困难，加上数代君主的现代化改革，埃及新生的民族主义者排外情绪高涨。
要求收回运河，收回海关，收回铁路，收回矿产。这时候伊斯梅尔反而害怕了，收回这些东西他也想啊，可真这么干了，估计埃及就完蛋了。落后国家的尴尬就在于此，不发展，死路一条，发展了，矛盾激化。除非咬牙一口气冲上先进国家阵营，一个停顿，就是万劫不复。要么是因为发展，点燃了矛盾，社会崩溃，陷入长期的暴动和混乱之中，非洲大多数国家和阿拉柏国家后来就落入这样的困境。要么是停顿之后，再也积攒不起力量，陷入了长期停滞之中，阿根廷、菲律宾等南美和东南亚国家就是这样，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上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