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琅则有些不好的预感，之前的一切都太顺利了，没想到最后跳出来一个大老虎，让他措手不及。如果东印度公司真心要阻挠他开创中国东印度公司的计划，这个商业计划真的就只能胎死腹中，因为至少在印度，东印度公司是巨无霸一般的存在。让自己买不到船，恐怕只是东印度公司随便出手而已。东印度公司自己的造船厂且不说，就算那些印度造船厂，也都是主要靠着东印度公司来为生的，犯不着为了一个小客户断了财路。因此东印度公司只要打声招呼，就没人敢卖船给周琅的公司。
东印度公司的阻挠虽然意外，但却也在情理之中，周琅成立中国东印度公司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甚至都已经注册了。而在公开的计划书中，确实有一部分业务是跟东印度公司存在竞争的。可这种竞争在印度的许多英国散商也在做，比如后来著名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的创始人们，现在可都是这种散商。
不一样的是，这些散商必须获得东印度公司的许可才能在中国和印度之间贸易，他们的货运是委托东印度公司运输，他们的自己汇兑是通过东印度公司，可以说他们是受制于东印度公司的。而散商们的抗争，早就在伦敦议会进行过很多次了，很多人都试图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可因为国际大环境影响，从七年战争到美国独立战争，现在法国又大革命了，英国根本抽不开身直接投入海外扩展，只能依靠东印度公司，因此只能继续给予东印度公司垄断权。
现在周琅则通过另一种方式打破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理论上来讲，周琅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是中国东印度公司，跟英国没有任何关系，不受英国国王和议会的特许权制约，虽然还没有完成像荷兰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等公司那样的国家许可，可给了大家一个巨大的想象力，因为周琅一直在宣传公司的宗旨就是争取中国皇帝的贸易许可。
不管成或者不成，一个以中国和印度之间贸易为计划主业的公司，都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造成了冲击。可之前周琅并没有想到东印度公司竟然会出盘外招，因为这种竞争荷兰人也在做，瑞典人也在做，丹麦人也在做，就连新生的美国都有这样的机构跟英国东印度公司竞争。
另一个原因是，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中，一直存在的巨大难题并不是国度的竞争，主要还是无法从中国购买到足够的商品，一来是清政府对贸易的不热衷，二来是广州官府的各种压榨，导致西方人很不适应，致使贸易额始终增长不上来。
所以之前周琅一直认为自己公司的业务是对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补充，而不是竞争，就好像东印度公司支持那些散商一样，目的是为了将中国货物更多的带到印度来。荷兰人甚至积极鼓励中国商人将货物贩运到荷兰殖民地巴达维亚，因为荷兰人自己无法从中国采购到足够的商品。因此周琅一开始甚至动过寻求东印度公司支持的想法，但一来担心东印度公司这个巨无霸会吞并自己公司的自主权，二来担心会沦为那些被东印度公司控制的散商的地步，所以最后才选择了亨利皮特这些野心勃勃的年轻权贵作为合伙人和投资人。
但现在东印度公司确实出手了，这让周琅意外的同时，还不由有些小小的得意，这至少在一定程度说明，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的动作感到了一丝紧张，哪怕是一点点，也说明自己的分量了。
但至于真正的原因，靠猜是猜不出来的，一切就看亨利皮特的政治能量，这正是引入这个有足够影响力的合伙人的好处，可以帮你解决一些商业外的问题。
可是很快亨利皮特就传来了很不乐观的消息，因为亨利皮特顺利摸清楚了阻碍来自东印度公司最高层，也就是印度总督康华利在阻挡他们。
这就麻烦了，买不到船只是一个小问题，有的是方法解决。大问题是，如果康华利这个印度总督真的有心阻挠，就算你有船也不可能从印度的港口起航！
因为此时的康华利的权力大到无法想像，英国政府和小威廉皮特首相为了根治东印度公司的官僚和腐敗，真的是下了太大的决心，给了康华利几乎绝对的权力。
英国分别在17和1786两年先后两次出台针对东印度公司的法案，除了设置管理委员会，让政府官员和议会来控制这个机构之外，就在康华利到来前，还专门出台了1786年法案，1786年法案大大增加了总督的权力，规定在特殊情况下总督可以不顾委员会多数意见而自己负责做出决定，还规定总督和军队司令可以由同一个人担任。
也就是说只要康华利想，他可以在东印度公司内做任何事情，有法案做保证，别说亨利皮特无法影响到他，就是首相威廉皮特都无法干预，所以康华利现在在阻挠周琅的计划，除了让康华利放行外，周琅没有其他办法。
可是康华利想要什么呢？
亨利皮特说：“他要入股！”
康华利不是本人要入股，他正在大力禁止公司职员的私人贸易，自己当然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带这个头。
康华利也不是这种人，他是贵族家庭出身。他不像之前的家道中落的孟加拉总督克莱武，从底层重新爬上来，一身诸如吸食鴉片的恶习；也不像前任印度总督黑廷斯，自幼被父亲遗弃由叔父养大，不幸的童年造成不健康的性格，最后在印度疯狂的敛财，因贪腐被罢免，回国后被以腐敗罪名弹劾。
康华利的一切都很完美，出生于伦敦高档社区，父亲是勋爵，母亲是内阁忠臣子爵家的千金，自己家族是名门望族，家族多个成员是议会议员，两个叔父一个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一个是直布罗陀的总督。他自幼就读于贵族学校伊顿公学，后来就读于剑桥大学，接受的是严格的英国贵族精英教育。
这种人是典型的英国统治阶层的一员，他的世界观是跟国家统治利益十分一致的，是最有改革意愿的。
最关键的是他还有改革的能力和资源，即便在美国战况不利的情况下，他可以从容接受投降之后还能十分轻易获得重头再来的机会，这个世界对他是宽容的，因此他对这个世界也显得更有信心。
所以他才信心满满的来印度进行改革，他的教育背景以及长期的军旅生涯，让他性格严谨和自律，又有极强的执行力和强硬的决断力。于是他以一个极为勤奋的公职人员形象，背负英国政府交给的使命之后，来到印度辛勤工作，他在给他儿子写的心中表示，他一天处理的公务，比儿子在学校一年的作业还要繁重。
这样的人不可能为自己谋私利，他说的入股是代表东印度公司入股。
康华利的要求让周琅生出了巨大的危机感，跟东印度公司合作自然事半功倍，可同时也有可能被这个公司控制，就好像无数孟加拉王公一样，周琅可不想成为一个领取东印度公司年金的高级经理人。
周琅很郑重的表示道：“我要跟康华利谈判！”
亨利皮特受挫感也很沉重，他点点头：“我会替你传达的。”